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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专题研究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9-16浏览次数:0

概述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01310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和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宣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截至20154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

20156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各方商定将于2015年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

背景

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拥有全球六成人口。但因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等基础建设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是收益低、成本收回周期长的投资,很多国家难以解决融资问题。而由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根本无法满足亚洲国家的基本需求。同时,当前美国货币政策正在进行切换,造成大量资本回流美国,这也给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形之下,有着庞大外汇储备以及全球首屈一指基建能力的中国,主动担当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责任,无疑将给地区发展带来福音。甚至可以说,亚投行将能够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当年美国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给二战后欧洲经济恢复提供了巨大推动力,而亚投行将为风雨飘摇中的世界经济带来亚洲财富发展的亮色。

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对外投资2012年同比增长17.6%,创下了878亿美元的新高。而且,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在公路、桥梁、隧道、铁路等方面的工程建造能力在世界上也已经是首屈一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产业期望更快地走向国际。但亚洲经济体之间难以利用各自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存量优势,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原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雅加达同印尼总统苏西洛会谈时表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目前,亚洲很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但供给严重不足,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0年到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3000亿美元,融资缺口巨大。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全可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亚洲经济新的增长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全新投融资平台的设立,可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法律角度探析未来发展

一、准确定位发展方向,妥善处理机构关系

二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几十年来主宰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既有金融机构也同样深受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影响。在国际金融秩序逐渐失衡、利益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亚投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建立的多边机构,必须要在全面把握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尤其是亚洲地区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资金实力、成员国利益需求、市场容量等多种因素来准确定位,合理布局,以促进共同发展。另外,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生力量必然会对既有国际金融机构形成的格局产生影响。如何平衡利益关系,减少竞争压力,就需要在中国的领衔之下与其他机构展开对话,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合作空间,相互补充,错位发展,以实现互利共赢。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博弈也是中国逐步强化规则制定权、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必经之路,不难预见,在未来谈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与挑战,是对中国领导力的真正考验。

二、加强股权分配磋商,慎重构建决策机制

股东构成与股权分配历来是多边金融机构权力分属最明确、最直接的体现。近些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话语权虽然有所提高,但仍“受制于人”,这也正是中国积极倡导筹建亚投行的原因之一。据悉,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股权份额,中国成为第一大股东基本已成定局。虽然官方反复强调,筹建亚投行旨在加强联动、共同促进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并无“一家独大”之意,但笔者认为在股权分配问题上确实不能含糊以对。未来成员国数量将逐渐增多,中国应扮演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在充分尊重既定股权分配标准的基础之上,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沟通,减少因利益重叠而引起的摩擦。在决策机制的构建方面,世界银行采用的是以成员国的认缴份额数为核心的加权表决制,拥有份额的多少决定了成员国在世行中决策影响力的大小;与之相类似,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也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基础,向其认缴的数额越大,投票权也就越多,地位自然越高;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便是WTO,它以协商一致原则为基础,辅之以投票表决制,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体现主权平等。面对这两种主要的决策方式,亚投行在完成股权分配之后如何抉择或者另辟新路,还有待多方协商研究,但需注意的是,中国不能再走过去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多边金融机构中展开“权力秀”的老路,应带头遵守国际通行准则,通过和谐一致的方式进行决策,而不是强硬地“以权压人”。

三、合理设计争端解决机制

设计一套包含调解、仲裁、执行等程序在内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亚投行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目前具有借鉴意义的争端解决模式主要包括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所确立的机制:前者的体系构建相对完善,既包含磋商、申诉、专家组建议和执行四大程序性设计,还包含反向协商一致、法庭之友、法律解释、透明度以及第三方制度五大制度性设计,它是WTO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后者来说,若争端方按法定程序将争端提交至ICSID,即可成立仲裁庭与调节委员会,并根据《华盛顿公约》的规定启动仲裁程序或调解程序,争端方可以自由选择处理方式。ICSID虽然没有常设的上诉机制,但从既往案件执行状况来看,其结果总体令人满意。鉴于亚投行的机构性质、未来纠纷涉及的方向、现有机制处理绩效等因素,笔者认为,各创始成员国在设计与构建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借鉴ICSID争端解决模式,这样做一方面能够找到确定的国际范本和案例作为参考,增强各成员国的可接受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四、注重环境和劳工问题的法律保护

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居多,且大部分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较大。据以往实践来看,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投资,东道国在缔结条约时通常会赋予投资者较为广泛的权利,以致忽视对其国内生态环境的保护。针对这种现象,亚投行应在能力范围内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框架,鼓励并推动发展中国家摒弃牺牲国内环境来吸引外资的老路。更重要的是,当事国各方尤其是东道国,在签订国际投资条约时,应着眼于国家整体发展前景,对涉及污染物排放标准、处理方式等相关环保条款进行深入探讨,达成统一意见,并在文本中予以明确说明。劳工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权在公民权利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文件中都对劳工权作出了相应规定。如今在国际投资领域尚未形成完整的劳工权法律保护体系,实际运作仍依赖双边或多边投资协议的相关规定。亚投行在今后筹建工作中有责任号召各成员国对此予以充分重视,进而保障劳动者在工资水平、休息时间、工作环境等方面所应享有的权利。

对国际金融的影响

一、亚投行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希腊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破产形式加剧,欧盟内部金融环境变得非常复杂。2015312日,英国向中国提交确认函,正是申请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这无疑给欧洲欧洲发达国家带了一个好头。随后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发达国家相继向中国提交加入亚投行的申请函。这标志着欧共体经济向着亚洲方向转移。欧洲人认为原有的金融环境发展不协调,所以才会出现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所以他们需要更加具有活力的新环境、新市场以维持经济的发展动力,为亚洲地区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发展潜力上非常巨大,亚洲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在此方面的经济缺口非常大,而就目前而言国际金融环境低迷,以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亚洲金融组织包括亚行、亚开行,在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非常有限,亚投行的成立对于国际金融环境来说无疑是一种功能上的互补,同时也为促进了国际金融环境和谐发展。

二、亚投行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

有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正在以其崛起的力量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机构的领导地位,并声称中国式的布雷顿森林时刻已经到来。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国际经济需求后,各个国家都在为重塑国际金融秩序而努力,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欧洲货币一体化。亚洲作为拥有全球最高储蓄剩余的地区,在原有的金融秩序中依赖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这使得美国在进行经济复苏时,采取了降低利率的做法,让亚洲国家的储蓄收益越来越低,甚至还会出现贬值的风险。所以将储蓄剩余配置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上,成为了亚洲地区国家一条光明之路。首先,亚投行的成立使亚洲国家在原有的金融秩序中获得了一条新出路,能够提高亚洲地区各国家面对国际金融环境发生变化的抗风险能力;其次,亚投行的成立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投资亚洲的新方向,将原有的单方面投资,变为多元化投资,提高了投资的收益率。而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者在此历史背景下,也会从原来的国际金融秩序服从者,变成为国际金融秩序的规划者,由此国际金融秩序的格局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亚洲金融秩序也将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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