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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诉格劳斯案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9-16浏览次数:1

史密斯诉格劳斯案

(美国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审判区)[1]

  【案由】

  本案由巡回法官卡特尔、古德文,地区法官万特斯审理。

  盖洛德和玛丽·史密斯因地区法院驳回了他们对被告的起诉,而提起上诉。史密斯夫妇曾因格劳斯、盖蒂和两个被告公司违反联邦证券法而提起诉讼,地区法院因缺乏管辖权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并未涉及到证券。本法院撤销原判。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涉及到了投资合同[2]

 【分析】

  事实背景:

  以下事实出自史密斯夫妇修正后的起诉书和盖洛德·史密斯的宣誓书。格劳斯作为卖方,曾在一本促销的业务通讯上,游说投资者购买并饲养蚯蚓,以帮助他达到渔夫们所需蚯蚓的总额度。在业务通讯上,买方得到保证,卖方将不断地给买方以指导,促使买方能经营一个利润颇丰的农场,所需的时间同伺弄一座花园的时问相同,也就是说每60天,蚯蚓的数量就会增加一倍,并且卖方将向买方购回所有符合作鱼饵标准的蚯蚓,价格是每磅225美元。史密斯夫妇看到消息后,对此作出了反应。格劳斯向他们保证,所需的工作量很小,并且可以签订回购协议,以便向鱼饵工业提供蚯蚓。史密斯夫妇声称,如果格劳斯未向他们保证以每磅225美元的价格回购他们的产品的话,他们不会购买这些蚯蚓的。史密斯夫妇得到保证,他们不用担心市场,因为营销事宜由格劳斯处理。

  史密斯夫妇声称,同格劳斯的陈述相反,蚯蚓并未以每年64倍的速度繁殖,最快仅以8倍的速度增长,而他们只有在繁殖速度达到格劳斯允诺的速度,并且格劳斯以每磅225美元回收这些蚯蚓时,才能获得格劳斯所许诺的利润。史密斯夫妇又声称,225美元高于真正的市场价格,只有以更高的价格向新的饲养者卖出蚯蚓,.格劳斯才有能力向史密斯夫妇付款。格劳斯向新饲养者出售蚯蚓的价格高出市场价十倍,而在弗尼克斯地区蚯蚓几乎没什么市场。

  投资合同:

  史密斯夫妇意欲证明双方问的交易涉及了证券的一种形式——投资合同。在塞克诉w·J·荷依公司案[3]中,最高法院确立了投资合同的条件:检验的标准是看交易是否涉及投入一笔资金用于一项共同的事业,而利润完全来自于其他人的努力。本法院在塞克诉格莱恩·W·特纳公司案[4]中否定了这一观点[5],认为尽管最高法院用了“完全”。一词,荷依标准仍应有第三个要素,即除投资者之外的其他人所付出的努力,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而那些重要的经营方面的努力会影响到企业成功与否。在特纳案中,法庭认为共同事业是指在该企业中投资者的命运依靠于那些寻求投资的人或第三方的努力和成功,并且与之交织在一起。

  本案十分类似于米勒诉中央丝毛兔集团公司案[6]。在米勒案中,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由被告向原告出售丝毛兔,并许诺回购幼兔。被告对原告说,依据被告的指导饲养丝毛兔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且利润很高。原告宣称,丝毛兔很难饲养,死亡率很高,并且只有在被告回购幼兔,且能以更高的价格将回收的幼兔卖给其他潜在的丝毛兔饲养者时,被告才有可能使原告获得许诺的利润。

  在米勒案中,法庭认定存在投资合同时,主要注意到了两个特征:(1)被告曾表示,饲养丝毛兔不需付出多大努力,并因此说服了原告进行投资。(2)即使原告付出辛勤的劳动,仍旧不能获得许诺的利润,因为只有被告以更高的价格,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时,才可能使原告获利[7]。这两个特征在本案中均有体现。我们认为,7米勒案很具有说服力,与特纳案相符合。被告抗辩说,米勒案与本案有所区别,因为米勒案中的合同禁止买方向卖方之外的任何其他人出售幼兔;而本案中,买方可以向任何人转卖。被告主张,这一区别性的特征表明,本案的协议并不涉及一项共同的事业。

  被告的抗辩是不能得到支持的。本案中存在着特纳案所要求的“共同事业”。史密斯夫妇声称,尽管依合同条款,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向任何他们希望的地方出售产品,但是也只有在被告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州时,他们才能获得许诺的利润。而被告只有以更高价格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时,才有能力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购蚯蚓。因此,史密斯夫妇的前途是依赖于被告的努力与成功,并与之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也发现本案中,像米勒案一样,特纳案所设定的投资合同的第三个因素在本案中也有所体现,即其他人,而非投资者自身的努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米勒案中,法庭注意到原告得到卖方的保证,即饲养丝毛兔所需的努力是最低限度的,取得成功必要的重大努力是卖方能够找到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丝毛兔的投资者。而本案中,史密斯夫妇声称,他们得到保证,饲养蚯蚓所需的努力是最小限度的,而且,除非被告购回他们饲养的繁殖品,否则,利润是得不到保证的。

  我们认为米勒案的分析是具有说服力的,并认为如果史密斯夫妇的陈述是真实的,则有足够理由认为一个投资合同已经成立了。

  被告主张双方间的协议类似于特许经营协议。特许经营协议不是证券[8]。这种主张不具有说服力。特许经营的案例与本案是有区别的,在比特案中,法庭注意力集中于一个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人是否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成功与否,而非本案中,依据史密斯夫妇的陈述,弗尼克斯地区惟一的市场就是将产品重新卖回卖方,因此,史密斯夫妇不能单独地掌握成败。我们也注意到比特案中,最终买方是公众消费者,而不是本案中的产品提供方。

  史密斯夫妇修正后的陈述及宣誓书中所陈述事实,证明了存在着投资合同,因而撤销地区法院的判决。

  注释:(1)20世纪70年代,饲养蚯蚓生意极其兴盛。正像倡导者所说的,并不起眼的蚯蚓变成了金矿,在狗食和洗涤剂中都绝对需要它。在垃圾处理过程中,也需要大量的蚯蚓。倡导者将蚯蚓卖给投资者,有时是以每批800美元价格成交,而在其他地方每批25美元都卖不到。蚯蚓将静静地且不需付出多少努力,就会成倍地繁殖(它们不需很大的关注,吃得也不多)。并且倡导者将购回增长的产品。

  再一次地,当回购的时问到了的时候,就找不到倡导者了。看起来,好像没人需要做洗涤剂用的蚯蚓、做狗食用的蚯蚓和处理垃圾用的蚯蚓了。

  (2)本案所采用的法律方法将导致大量别出心裁的投资计划成功地受到证券法的限制。尽管一些完全合法的投资者合同可归入广泛的证券定义之内,但许多情况下,这种投资最好的结果是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最糟的则是属于欺诈性的。

  毫无疑问,典型案例是法院引用的塞克诉w·J·荷依公司案。

  基本上说,该案涉及到种植柑橘树的小块土地的销售。通常购买的是狭长条的小块土地,以使l英亩的土地上恰好包括一排(48)树。果树的种植、收获果实及营销都由土地的销售者通过服务合同集中提供。土地销售者在相邻土地上也大量生产柑橘。最高法院认为该交易构成了证券交易,从此创建了适用于本案的法律原则。

  (3)为了保护对边缘性的非贸易计划进行投资的投资者的利益,一系列案例所创设的宽泛的证券定义是必要的。然而,设想一下,一个人正在考虑购买一个封闭型公司所有在外发行的普通股股票,这个人显然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控制该公司的经营且可能亲自经营该公司。基本上,该购买者是在购买资产或要控制资产,而不是积极地投资。依史密斯诉格劳斯案中适用的荷依标准,以控制为目的的交易中,一个封闭型公司的股票是“证券”吗?上诉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解释。但在兰德斯木材公司诉兰德斯案[9]中,最高法院抛弃了所谓的“商业销售原理”,而认为销售封闭型公司的所有或大部分股票构成了联邦证券规定的证券的销售。法庭的主要争议是基于第12(2)条和第17(a)条规定的向所有封闭型公司股份提供保护成为可能(假定可以利用州际商业交易的便利)

 【评述】

  本案的争执点是原告和被告的交易是否属于作为证券类型的投资合同。

  有关投资合同定义的典型案例是塞克诉w·J·荷依公司案。在塞克诉w·J·荷依公司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投资合同的条件:检验的标准是看交易是否涉及投人一笔资金用于一项共同的事业,而利润完全来自于其他人的努力。第九巡回法院在塞克诉格莱恩.W·特纳公司案中否定了这一观点,认为尽管最高法院用了“完全”一词,荷依标准仍应有第三个要素,即除投资者之外的其他人所付出的努力,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而那些重要的经营方面的努力会影响到企业成功与否。在特纳案中,法庭认为共同事业是指在该企业中投资者的命运依靠于那些寻求投资的人或第三方的努力和成功,并且与之交织在一起。

  在米勒案中,法庭认定存在投资合同时,主要注意到了两个特征:(1)被告曾表示,饲养丝毛兔不需付出多大努力,并因此说服了原告进行投资。(2)即使原告付出辛勤的劳动,仍旧不能获得许诺的利润,因为只有被告以更高的价格,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时,才可能使原告获利。

  第九巡回法院认为,该案存在着特纳案所要求的“共同事业”。因为史密斯夫妇的前途是依赖于被告的努力与成功,并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像米勒案一样,特纳案所设定的投资合同的第三个因素在本案中也有所体现,即其他人,而非投资者自身的努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该案例阐述了法院认定投资合同的几个标准:

  在塞克诉w·J·荷依公司这一典型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投资合同的条件:检验的标准是看交易是否涉及投入一笔资金用于一项共同的事业,而利润完全来自于其他人的努力。

  第九巡回法院在塞克诉格莱恩·w·特纳公司案中否定了这一观点,认为尽管最高法院用了“完全”一词,荷依标准仍应有第三个要素,即除投资者之外的其他人所付出的努力,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而那些重要的经营方面的努力会影响到企业成功与否。

  在特纳案中,法庭认为共同事业是指在该企业中投资者的命运依靠于那些寻求投资的人或第三方的努力和成功,并且与之交织在一起。

  该案所采用的法律方法将导致大量别出心裁的投资计划成功地受到证券法的限制。尽管一些完全合法的投资者合同可归入广泛的证券定义之内,但许多情况下,这种投资最好的结果是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最糟的则是属于欺诈性的。

  【思考题】

   判断投资合同是否属于证券的范畴,法院需要考虑哪些因素?请结合本案加以说明。



[1] [1979]604 F .2d 639.

[2] <编者注>1933年《证券法》第2章第1节对证券的定义如下:(1)“证券”指任何形式的票据、股票、国债,有抵押债券、无抵押债券、债务证明、权益证明或任何参与权益分配的协议,担保信托证明,组织前证明,认股证书,可转让的股份,投资合同,表决信托证书,证券储蓄证书,部分不可分的存在于石油、天然气或其他矿产权利中的利益,对证券的任何投入、未付股款,证券市场上做多头、另一市场上做空头,期权或特权、储蓄证明,证券组成或证券指数(包括基于票面价值的任何利益)或者与外汇有关的任何进入证券市场交易所的投入、未付股款,或者,一般而言,通常认为是“证券”的利益或工具,或任何利益证明、认购或购买任何上述形式证券的I临时或暂时的证书收据,担保或权利。如要卖给原告的利益是一个“投资合同”,被告就卖出了证券,由于该种证券未依1933年证券法进行登记,原告可行使第12章规定的法定权利取消交易。

[3] (328US29330166 SCT1100110490 LEd1244[1946]

[4] 474 F2d 476482(9th Cir)Cert

[5] 414 us82l94 Sct11738 LEd2d 53[1973]

[6] 494 F2d 414(8th Cir1974)

[7] 494 F2d 417.

[8]见比特诉浩贝国际公司案,498 F2d 183(9th cir1974)

[9] 417 u.s681105 SCt229785 LEd2d 692[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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