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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银行金融有限公司诉格尔拉德•查尔斯、休•查尔斯和格尔拉德•史海案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9-16浏览次数:2

北方银行金融有限公司诉格尔拉德·查尔斯、休·查尔斯和格尔拉德·史海案[1]

(爱尔兰共和国最高法院)

 【案由】

  本案是原告商业银行针对高等法院驳回他们对被告赔偿请求,并且允许被告获得救济的判决而提起的上诉。

 【分析】

  原告的诉讼请求是38 581.90英镑的损害赔偿,包括上述贷款的利息。本案中的被告和被上诉人分别是律师和两个商人,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是兄弟。他们反对原告基于其因为原告雇员和代理人欺诈性虚假陈述而进行大宗交易或者系列交易所需要贷款的索赔请求。他们进一步针对原告基于所谓的欺诈而起诉的损害赔偿和其他救济提起反诉。如果贷款到期总额不存在争议,真正的问题在于被告基于欺诈行为的请求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在这方面,初审程序认为被告事实上是原告。

  被告所主张的交易是关于收购上市公司穆尼有限公司的。公司收购发生在1972年。该项收购是由3个被告和其他两个人即帕特里克·昆恩和文森特·德格南提出的,得到原告的支持,通过贷款以及原告同意作为出资人代理处理付款事宜。被告主张,他们是由于原告雇员的许多欺诈性虚假陈述而被诱导进行这次交易的。这些所谓的陈述涉及帕特里克·昆恩保证金在收购出价期间的数额和持续存在,这些保证金是帕特里克·昆恩的出资总额。他们还主张,他们后来还被这些现有欺诈性虚假陈述和后期虚假陈述诱导购买帕特里克·昆恩的公司股票,当时帕特里克·昆恩对原告并不承担债务。

  初审持续了16天,在此期间,法官听取了每个被告和原告经理人泰尔尼先生以及两个辅助经理人托梅和拜尔恩先生的证词。另外,法官参考了涉及该交易的大量文件。在充分考虑了所有这些证据之后,法官判决,支持被告主张他们是由于欺诈性虚假陈述而被诱导进行该交易的诉讼请求。因此,他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且宣布撤销他们已经采取的行为以及与原告进行的交易,并且尽可能地恢复他们转让给原告的全部财产或者权利。另外,法官认为,被告有权获得损害赔偿,包括原告应该支付给他们的利息,这些利息从每笔款项储存或者支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在上诉案中,原告对于初审法官据以作出上述判决的所有事实存在异议。在详细的上诉通知书中,这些事实被认为是不合理地从证据中推定出来的,或者是未经证实的,以及与证据不一致,或者在事实上和法律上被认为是由于指示错误而产生的。在这份上诉通知书中,仍然主张,法官在允许被告援引证据方面存在法律依据错误,关于以前没有主张或者辩护的虚假陈述,法官认为根据这些证据原告应该对欺诈性虚假陈述存在过错。上诉案也对于初审法官作出的判决存在异议,因为即使欺诈主张存在法律依据,仍然不能作出这些判决。   

  欺诈:

  5个出资人聚合在一起的总体背景和情况在初审法官的判决中得到详细地说明。该判决还包含了,出资人或者其代表寻求银行援助收购穆尼有限公司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细节。我认为这个判决不应该重复这些细节,参考初审法官的陈述就已经足够了。这些陈述包括四个方面:根据初审法官的发现,第一个方面是由原告的经理人泰尔尼先生于1972年9月提出的。初审法官发现泰尔尼先生于1972年9月向第一个被告格尔拉德·查尔斯作出说明,作为3个被告的发言人或者代表,按照出资人和原告之间的安排,帕特里克·昆恩已经及时地向原告储存了200 000英镑。事实是,帕特里克·昆恩仅仅储存了150 000英镑,而且根据法官接受的证据,帕特里克·昆恩出资不足的事实将会导致被告不再与其进行合资企业。法官发现这个陈述是欺诈性的。法官发现第二个陈述也是欺诈性的,没有披露相关信息。这涉及到原告的经理人泰尔尼先生和副经理托梅先生,而且涉及到原告职员和出资人在证券交易市场购买穆尼有限公司的股份,而且特别同意尽力在伦敦购买这些股份的lO%。这个决定涉及出资人的出资无条件地用于购买这些股份,以及进一步向休·查尔斯支付100 000英镑。在这个阶段,帕特里克·昆恩的保证金由于退股而减少至25 000英镑。法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泰尔尼和托梅先生没有向被告披露帕特里克·昆恩现金账户的真实情况,构成了虚假陈述,这个账户的情况应该与出资人和银行之间的安排一致。第三个方面是,作为出资人和律师的第一个被告询问确定关于原告法定代理人的相关事宜,涉及所有同意的出资是否已经到位。法官认为,通过询问,他在原告副经理托梅先生主持的三方电话会谈中已经了解了所有资金已经到位。初审法官认为,在这一点上这个陈述是虚假和欺诈的,而且帕特里克·昆恩的出资并不是向被告所相信的那样由他自己提供的现金100 000英镑,而是价值47 000英镑的穆尼有限公司的股份和从原告那里获得的53 000英镑的贷款。最终,法官认为,关于被告购买帕特里克·昆恩所持有的控股公司股份,影响了对穆尼有限公司的收购,存在欺诈性虚假陈述。第四个方面是,这次购买是由原告的经理人泰尔尼先生所建议的,在同意这次购买之前,如同法官发现的那样,被告询问帕特里克·昆恩是否对原告承担任何债务。法官认为,原告的经理向被告保证昆恩先生没有承担任何债务,这个保证是虚假和欺诈性的。所以,法官认为,原告代理人所作的这些陈述是欺诈性的,目的在于诱导被告进行原始交易,涉及出资收购以及购买帕特里克·昆恩的股份。法官认为,被告所依赖的其他陈述没有被证明达到支持欺诈主张的必要程度。在确定存在欺诈的过程中,法官在被告所援引的支持其主张的正面证据和原告所援引的否认虚假陈述的反面证据之间进行选择。他的判决是清楚地依据双方证据的证据能力的。

  上诉到最高法院:

  向最高法院提起的上诉是依据高等法院规则第58号令进行审理的。这些规则规定,上诉应该进行重新审理,这并不意味着下级法院的诉讼应该由最高法院进行重新审理或者重新指定。根据第58号令的规定,如果上诉案涉及事实问题,法院会审理和考虑初审法院所依据的证据。

  关于责任的上诉:

  按照我的观点,原告关于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涉及初审法官允许援引关于虚假陈述证据的法律依据错误,适用法律依据错误在以前还没有被提起诉讼或者作出抗辩过。法院坚持认为,主张欺诈的人不能仅仅提出他的主张,还需要确定他用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在诉讼阶段的书面陈述中没有进行过多的辩护,而且除了诉讼请求之外的主张都包含在律师向法官提交的书面资料中。原告方面没有提出异议,而且法官认真考虑这些主张,并且听取相关证据。关于这个过程的第一次异议是在本次上诉中提出的。我不认为本次上诉具有法律依据。按照我的观点,上诉人应该向高等法院提交本案,而且不能希望本庭复审没有提交给初审法官的上诉事实和问题。

  关于给予救济的上诉:

  我现在考虑因果关系。法官首先判决原告关于否认欺诈性虚假陈述诱导交易的主张不能成立。我可以确定地说,在这一点上,他的判决是正确的。他还判决撤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上诉人主张,他在这个判决上存在错误。他们认为,本案不能撤销交易,因为该交易已经被履行,而且根据性质不可能恢复原状。他们还认为,本案也不能判决损害赔偿,因为事实上不存在由于欺诈而产生的任何损失。他们认为被告获得了其投资的全部对等价值,而且后来遭受的所有损失都是因为被告自己本身的过失或者不够谨慎。这些辩护意见必须按照欺诈案件所适用的法定原则进行考虑。

  如果欺诈性虚假陈述已经诱导交易,应该适用的法律原则是,受到欺骗的一方有权撤销全部交易。但是该权利必须整体行使,以便该交易的所有部分和依据该交易所给予和获得的所有权益能够被撤销或者恢复。陈述的相对人不允许确认部分交易,而撤销另一部交易。合同已经履行或者交易已经完成的事实不能阻碍撤销,除非由于某种原因已经不可能恢复原状。是否不可能恢复原状是需要考虑的事情,而且应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进行判定。

  案件事实的变化不能影响撤销权利,也不能阻止恢复原状。法院有权给予全部救济,而且实际上,它会尽可能地给予这类救济,虽然它不能使当事人的情况完全恢复到没有进行交易以前的状况。

  是否支持撤销交易?

  法官认为存在两个受到原告应该负相关责任的欺诈性虚假陈述影响的交易。第一个交易是原告和5个出资人之间关于出资收购穆尼有限公司的协议。该协议包括出资人的预约金,同意从他们自己的资金中抽取500 000英镑用于购买股票,以及原告给予的贷款——实际操作应该由原告通过控股公司,即帕特里克·昆恩控股有限公司来进行,而且该公司对预约金和贷款承担责任。该协议规定,原告的贷款由控股公司的股份资本和资产作为抵押保证,而且5个出资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告动产以及第二个和第三个被告所拥有的I.T.G.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作为抵押。由于原告代理人的欺诈性虚假陈述而进行交易,被告没有发觉欺诈,直到几年以后才发现。当被告发现事实真相的时候,不仅穆尼有限公司的收购已经完成,以及帕特里克·昆恩的股份已经购买,而且初始投资额的市场价值已经消失,变得毫无任何价值。

  被告由于原告代理人的欺诈性虚假陈述而进行的第二个交易当然是购买帕特里克·昆恩所持有的控股公司的股份。

  这两个交易总体涉及第一个被告的全部费用为72 378.11英镑,第二个和第三个被告的费用为344 757.10英镑。这些交易可以被撤销吗?上诉人认为不能撤销这些交易,因为“打破的鸡蛋不可能恢复原状”。他们认为撤销的必要条件,即恢复原状现在是不可能的。他们所依据的事实在于,根据原始计划,穆尼有限公司的股份已经被转手,而且通过原告的代理,已经成为帕特里克·昆恩控股有限公司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力图撤销交易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导致原告结束他们自己的股份,而且这些股份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与银行毫无联系。

  现在不可能撤销交易,还因为这些股份现在没有任何价值,而且这是由于出资人在收购成功以后的行为和决定导致的,包括被告。在这方面,穆尼有限公司的新董事会决定该公司将会购买I.T.G.控股有限公司的财产。该决定还涉及I.T.G.有限公司将投资300 000英镑于帕特里克·昆恩控股有限公司。该决定据说是穆尼有限公司股份无法在证券交易所获得新牌价的原因,并且因此导致该企业的财政崩溃。该决定是否产生这种影响并没有

相关联系,因为它不是这些程序的主题。然而,相关的是在收购结束之后,作为这个决定的结果,第二个被告和第三个被告通过I.T.G.有限公司投资300 000英镑于另一个控股公司。全部投资连同其他投资金额现在都毫无价值。

  我仔细考虑了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下,是否适用我所提到的法律原则,以及是否可以给予撤销救济。按照我的观点,可以适用这类原则,并且可以给予这类救济。我认为,这是法官的职责,即使现在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首先,交易包括作为出资人代理的原告资金筹措和购买,可以获得穆尼有限公司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欺诈性虚假陈述,被告根本不会涉及到这个交易。他们最初进行的投资应该可以得到返还。这种撤销形式至少是可能的。原告已经依据关于特别风险和特别风险承担者的不真实和欺诈性陈述对股份进行了处理,如果他们现在放弃持有这些股份,他们就不能提出控诉。他们也不能控诉这些股份现在没有价值。按照我的观点,在这方面,本案类似于阿姆斯特朗诉杰克逊案。其次,原告已经诱导被告购买帕特里克·昆恩所持有的股份,并且已经通过进一步欺诈性虚假陈述诱导被告继续进行购买,所以原告应该返还他们所接受的利益,或者导致被告所支出的费用,这些都是作为这类交易的结果。还包括第二个和第三个被告购买穆尼有限公司所持有的I.T.G.有限公司股份,以及后来投资于帕特里克·昆恩控股有限公司的300 000英镑的资金。这些投资不同于其他投资,并不是由于虚假陈述所导致的。然而,它是在原告职员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代表原告签订相关协议。由于这个原因,原告只能听从这样的建议,即只要涉及虚假陈述,这些额外投资就是不合理的。这些投资是由两个人进行的,这两个人是被

  诱导进行这些交易的,而且当这两个人仍然是受害者时,他们所涉及交易中的真正参股和风险承担经过他们的同意和批准。我认为,知道并且鼓励投资控股公司的原告应该向那些被鼓励进行投资的人偿还投资金额。在本案中,似乎可能进行的适当撤销形式是要求撤销被告提供的所有保证和抵押。简而言之,我认为法官所作出的各种法令和说明是有效的。所以,我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

 【评述】

  在英美法系国家,虚假陈述一般被认为是欺诈性侵权行为(the Tort Act of Deceit)。原本欺诈性虚假陈述的案件仅限于当事人之间有直接的交易关系,但1978年英国法院在Paslev v.Freeman案中的判决改变了这一陈规,法院认为该案中原告因被告的虚假陈述,贷款给第三人所遭受的损失,可依欺诈性不实表示的理论向被告求偿。此案确立了欺诈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理论,且当事人之间不以具有直接的交易关系为虚假陈述的要件[2]。因一方违反契约中保证责任而使他方遭受损害,应以契约关系要求赔偿,但如果契约中没有保证,或者是契约以外的法律关系,因虚假陈述而产生的损害应当根据侵权行为要求赔偿。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a)项规定,有权根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的人为:(1)获得这种证券的人;(2)在获取证券时,他对这种不真实或漏报情况一无所知。即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仅限于证券的买受人。而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8条规定,有权获得民事赔偿的人为:(1)依赖该文件;(2)进行了买卖证券的行为;(3)受到损失。即损害

  赔偿的请求权人不限于证券的买受人。

  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规定,有权根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的人为:(1)依赖该虚假文件或其他欺诈行为;(2)依赖该文件进行了买卖证券的行为;(3)受到损失。同时,英国法院在其1896年的一个判例中认为:“只要能证明有人为诱使人们在市场上购买股份而不断散发虚假的招股说明书时,任何因信赖招股说明书而购买股份的人都能因受欺诈而要求损害赔偿,不论他是原来认购的还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这些股份的。”

  可见,依据英美法,一级市场上的证券购买人和二级市场上证券的买卖者同样有权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获得损害赔偿救济。

  例如,商业银行负责为客户在证券交易所购买公司股票履行必要的程序(财务等等),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是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关系。因此,如果商业银行的雇员在验收的过程中对客户存在欺诈动机,根据上级负责原则,银行应该承担相应责任,银行的责任应该是代理人对委托人承担的责任。

  当代理顾问(例如律师、银行业者、股票经纪人、建筑师、拍卖人或者房地产经纪人)通过欺诈性虚假陈述的方式诱导委托人从第三方那里购买财产,已经完成购买并且获得财产所有权的购买者在发现欺诈行为之后的救济方法在于损害赔偿,而不是撤销买卖。

  如果欺诈性虚假陈述已经诱导交易,法律规定受到欺骗的人有权撤销全部交易。但是该权利必须全部行使,以便交易的所有部分和根据交易获得或者付出的所有东西能够被撤销或者恢复。陈述的相对人不允许确认部分交易而撤销另一部交易。合同已经履行或者交易已经完成的事实不能阻碍撤销,除非由予此种原因,恢复原状已经不可能。

  如果欺诈性虚假陈述已经诱导委托人购买了股票,那么适当的救济方法是申请欺骗或者欺诈侵权损害赔偿(而不是撤销购买),损害赔偿估量将采用获得这些股票的费用与这些股票在转让时的真实价值之间的差额。

  因此,在本案中,法院维持初审法官对事实的认定(被告已经因为原告银行雇员的欺诈性虚假陈述而购买了该公司的股票,并且公开收购该上市公司);法院还维持初审法院关于驳回原告银行要求偿还收购贷款请求的判决(借贷合同已经作为欺诈行为的结果而被撤销了)。法院推翻了初审法官关于撤销买卖的判决,法院认为这些股票已经从第三方那里购买了,因此不可能恢复原状,撤销并不是适当的补救方法,关于所购买的股票,适当的补救方法应该是欺诈侵权损害赔偿;法院将本案移交初审法院,评定这些损害赔偿的数额。

  我国法律对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的资格,即谁能当原告,也有规定。《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招股说明书,如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表明,我国证券欺诈诉讼中原告必须具备四个要素:(1)投资者,包括证券买受人和出卖人;(2)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3)其损失是由于欺诈者的欺诈行为导致的;(4)证券欺诈者有过错。

  当然,我们在确定谁能告的问题上还应区分善意的投资者和恶意的投资者。恶意的投资者是不能充当证券欺诈诉讼中的原告的。这主要是为防止一些利用内幕信息来交易的或者其他别有用心的恶意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该种制度获得补偿。

 【思考题】

  结合本案阐述股票交易中欺诈性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



[1][1979]E.C.C.7.

 

[2]See ProsserWade and SchwartzTortsCases and Materials, 9th ed1994,The Foundation Pres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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