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之窗

2012年中国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变革研讨会国际金融法专业委员会研讨实录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2-12-19浏览次数:0

一、“国际金融监管变革”专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焦志勇教授作了题目为《我国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须处理好的六大关系》的报告。他深入分析了如何在《巴塞尔协议Ⅲ》框架内更好地落实我国商业银行的新监管标准。焦教授强调说,我们要着重处理好六大关系,分别是:巴塞尔协议承诺与我国国际义务的关系;巴塞尔协议与新监管标准的“适时与适度”关系;政府与银行间“监管与创新”关系;政府与银行的“他律与自律”关系;政府监管与管制的“常态与失态”关系;依法行政与创新管理的“与时俱进”的关系。最后,焦教授表示,正确处理这六大关系已成为我国银行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以及各级银监会“依法行政、创新管理”的重要课题,对促进我国新金融业态健康且持续地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武汉大学法学院陶立早博士研究生作了题目为《论中国视角下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报告。陶立早首先介绍了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背景。她指出,金融全球化在促进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同时,为金融市场带来了监管者恶性竞争、监管套利以及系统性风险。上述风险积累后引发金融危机,冲击了传统的金融监管标准、手段和模式,从而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她强调,通过改革,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效力从实体法角度和程序法角度都得到了提升;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开始向统一化、综合化、国际化发展;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取向也变成效率与安全并重。陶同学认为,我国应顺应上述潮流,成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为达到这一目的,她给出了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一些建议,如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协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等。

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孙珺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不再“太大不能倒”:德国立法破解SIFI“太大不能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孙教授首先阐述了导致“太大不能倒”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随后深入剖析了德国《信贷机构重整法》诞生的背景与重要意义。孙教授通过对《信贷机构重整法》三方面核心内容的阐释,再次强调了在FSB看来,有效解决SIFI“太大不能倒”问题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有公信力的方案,应该是在无需税款投入的情况下,使得SIFI有可能进行有序清算。最后,孙教授指出,德国新法的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为我们较好地破解“太大不能倒”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银监会法规处副处长陈胜作了题目为《我国金融业海外投资的征收风险问题研究—以平安保险和民生银行为例》的报告。他由介绍“中国平安—富通集团案”,“民生银行—UCBH案”引出我国金融业海外投资的征收风险问题。其中,在“中国平安—富通集团案”中,中国平安对比利时富通集团的投资因有关国家政府实质上的间接征收行为而损失惨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外资产遭遇的最大征收案件。而在“民生银行—UCBH案”中,民生银行持有美国UCBH近10%的股份,后UCB被美国政府关闭,该案中民生银行损失合计8.24亿人民币。两案表明金融业的间接征收,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从特征化到模式化的征收风险类型。最后陈处长表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应当从原先关注外资进入领域转向对于海外资本投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林丽霞博士的报告题目为《论中国证券执法和解制度之构建》。林博士通过对各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的借鉴,对我国试点建立证券执法和解制度提出了初步构想,并着重结合中国证券执法工作的特点,对我国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具体规则提出了相关建议。她强调了试行该制度的意义,界定了证券执法和解的含义,明确了证券执法和解试点工作的主要原则和各项具体要求,为建立适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执法实践需要的和解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最后,林博士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参与到中国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构建中来。

评议阶段,周仲飞教授认为,焦志勇老师的六大关系着重提到如何在金融监管领域与实际操作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周教授认为这需要相关部门与学者们的共同关注。陶老师的文章带来诸多启发,涉及到了监管资源的重新分配,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孙教授的“太大不能倒”,提到了在金融危机以后,对大的金融集团设立了如何处置倒闭的法律框架。陈副处长举了平安和富通的例子说明了海外投资的风险。这个案例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反思,犯罪可以和解,投资者的纠纷也可和解,那么银行、保险方面也可以采纳和解制度。

自由讨论阶段,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宋晓燕教授对林丽霞博士就证券纠纷和解和诉讼成本进行了提问。林博士对此予以了回应。宋晓燕教授又就向《信贷机构重整法》等相关问题对孙珺教授进行了提问。孙教授均作了细致的回答。随后,杨松教授又向陈胜副处长询问了银监会、证监会近期关注的法律事件与问题。陈副处长讲到,银监会投入不少资源参与全球金融化体系的构建。至于我们现在较为注重的事情,是怎样与FSB、IMF的标准相适应,将有关经验纳入到我国的立法当中去。

二、“国际货币和汇率制度”与“国际证劵和支付法律制度”专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朱兆敏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从中美汇率之争看国际货币体制改革》。朱教授指出,中美汇率之争越来越激烈,这根植于以牙买加体系确认的不受约束的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与非储备货币国家汇率政策受到IMF国际监督的矛盾。IMF现有规则没有有效监督的机制,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将其作为储备货币政策游离于国际监督之外的同时,反过来运用非民主的手段加强约束非储备货币国的汇率政策,继续维持其国际货币霸权。因此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创建超国家的储备货币,他认为在过渡阶段上,除了需要对各国汇率政策进行监督,更需要对储备国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和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监督。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伏军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货币发行制度的比较与思考》,他的报告主要包括四个部分:首先他强调了货币发行的三重法律意义,分别是货币发行会形成央行对公众债务、货币发行会形成央行的权利或资产以及铸币税。其次,他提出政府是否会滥用货币发行权的问题 。接着他对货币发行制度进行了比较,最后伏教授阐述了人民币发行制度存在问题。同时,他针对报告内容提出了一定的建议:我们必须区分货币政策与其他公共政策;建立完备的货币政策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提高央行独立性。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蔺捷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对我国证券交易场所发展的启示》。蔺教授认为,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规范了证券交易所、多边交易设施和系统化内部撮合商三类交易场所,并赋予其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她指出,传统证券交易所如何稳步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新型交易场所如何在我国推行,都成为当前证券市场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蔺教授分析了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对交易场所的规范及其法律影响,并从中获得启示,她认为我国证券交易所应稳步推行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通过与境外交易所展开合作、推动证券市场国际化等方式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并且逐步创新交易平台,加大技术支撑。最后,她认为我国应试点推行多边交易设施平台,并在时机成熟时引入投资公司系统化内部撮合客户指令的制度。

辽宁大学法学院杨松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跨境电子支付服务风险监管法律问题研究》。杨教授认为,随着电子支付服务对国际商务和个人跨境消费影响的不断深入,再加上电子技术本身的特殊性、支付主体和接收主体的多样性及不同国家电子支付监管规则的差异性,造成跨境电子支付服务中存在多重的风险。这就需要完善相关国际法规则、协调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电子支付法律规范及加强法律技术合作等。她通过对跨境电子支付服务风险监管的国内外现状的分析,指出我国电子支付服务监管立法应当以传统监管体制为基础,以跨境电子支付风险特征为核心,构建以中央银行监管为主体的多层次监管结构,以此促进安全、高效的跨境电子支付服务。

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钟志勇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电子支付服务立法中的若干问题》。他首先对电子支付服务研究与立法现状进行述评,继而指出应主要研究立法理论问题、支付服务界定问题、监管问题与权利义务规则。他倡导建立监管规则与权利义务规则,确立自由、平等、竞争、安全等理念,贯彻适度监管、技术中立和与国际接轨等原则,并在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之间保持平衡。在深入分析电子支付服务立法涉及的主要内容与重点、难点之后,钟教授建议统一立法,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并提出了关于电子支付服务立法的初步建议,以利于推动电子支付服务的健康、有序发展。发言的最后,钟教授表示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这个领域,提出更多的意见与建议,将这个领域细化,得到更多的交流。

在评议阶段,朱绵茂教授恳切地谈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整个规章制度至今仍不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和平崛起的过程,不能太急,在强大之后,现状一定会改变。朱教授认为伏军老师的议题很好,伏老师的议题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和热烈的讨论。但他个人认为货币政策的发行问题谈不上滥用,是政治经济的多方面发展。而货币贬值是金融资产的再分配过程,长远的发展是为了维护主权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对于蔺捷教授提出的议题,朱教授认为,虽然我们的国际合作步伐较慢,但我们的金融监管的水平及金融生态提高了,因此我国交易场所的发展还是很有前景的。最后,朱教授就金融电子化的法律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统一各银行的支付的规章制度。在制定我国的国际电子支付法时,可以参照韩国制定的模式,纳入巴塞尔或者世界银行制定全球法律。但是目前可能会涉及各国法律的冲突问题,想要拥有全球有关电子支付的法律,目前仍很难实现。

自由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关于电子支付问题,包括中国与欧、美的电子支付有什么本质区别以及滥发货币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等。杨松教授和钟志勇教授分别通过概念解释和举例说明,详细地回答了以上问题。钟教授指出我们国家与外国电子支付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是行政法优先的国家,而外国是实体法优先的国家。接着,周仲飞教授向就滥发货币的主体以及中央银行独立性等问题向伏军教授进行了提问。伏军教授对此提问进行了回应。最后,杨松教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补充:央行缺乏独立性确实是主要原因,但不是绝对原因,中国人民银行在发行货币过程中的问责制不完善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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